(资料图)

刚刚回到原籍的第二天，好心的乡亲拿过来一只刚刚断奶的小柴狗。公狗，白肚皮；背毛，初是黑的，长大后变成深黄色的；耳朵竖不起来，但是尾巴打着卷能竖起来。1975年2月初再探亲时，也就过了半年，狗已经长到齐腰高了。母亲讲：这个狗顶半个壮劳力，能吃。幸亏有它。有些流子（意指流氓）夜里来骚扰，狗真敢咬他（们）。大黄狗咬人时前肩上的一撮毛会立起来。由于小时候没有彻底骟干净，所以闹狗的季节，它经常蹿过一人多高的院墙跑到外面去。后来大黄狗实在是太能吃了，养不起了，母亲决定30元卖掉它。当狗贩子刚刚到宅门外，大黄狗就知道了，夹着尾巴，一头钻到母亲的后腿弯里，“呜呜”地哀鸣，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。母亲心一软，连说“不卖了！我不卖了！……”大黄狗逃过一劫。可是，当地没有养大狗的习惯。面对如此肥硕、巨大的狗，谁不动心啊？！终于有一天，到中午了，家里也没有见到大黄狗回来吃饭。又过了几天，母亲终于相信了——大黄狗叫人抓走了。从此母亲再也不养狗了。

养猪。别人家养猪能赚钱。母亲却赔钱。为什么？没有足够的饲料。一来人少，剩汤剩饭就少，所以不时要喂原粮；二是麦子换白面时不要麸子，又不琢磨到田间打猪菜……明明赔钱，但是母亲自有自己的道理“这是把零花钱存起来，到年底能拿个整钱”。猪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多半年下来（一般麦收后买2、30斤的仔猪，到春节前一个来月售出），也就百十来斤，能卖3、40元。赔钱的猪大概养了3年就放弃了。

养猪没有赚，养鸡可赚钱了。最得意的时候母亲养了20多只（鸡）。其中大部分是产蛋的母鸡，及数只公鸡。每年春天，买一批雏鸡。夏季来临，天气开始炎热，母鸡下蛋少了，或者干脆不下蛋了，就把不下蛋的那些母鸡卖掉。到了秋天，天气逐渐转凉，年初买的雏鸡长大了，进入产蛋期……母亲买的一水儿的来亨鸡。头一年的母鸡年产蛋在200枚以上。由于有公鸡，每次供销社到村里收鸡蛋，常常指名道姓要收母亲家的鸡蛋。别人家鸡蛋是5分钱一枚，母亲家的鸡蛋属于受精卵，单独收购，一枚可以卖到一毛一。母亲讲：每天就是捡鸡蛋时高兴。除了自己吃一部分外，吃不了的埋在谷糠里，等供销社来收购。只是养鸡费粮食，故一般农家不敢、不能多养，且坚决不养公鸡。后来有了孙女、外孙，母亲开始集中精力带孩子，鸡就没有功夫养了。

1975年，妹妹高中毕业了，没有考上大学。山东高考竞争比北京激烈、惨烈多了。她也回到村里参加劳动。那年，春节探亲，妹妹拿出大半缸苹果，有黄元帅、“歪歪腚”（印度品种，皮绿色，肉质细腻，汁多，极甜），足有5、60斤。这是她秋季看果园时每天“顺出来”的战果。除了自己和母亲吃的以外，全部攒起来，等哥哥们回来吃。我们兄弟两在家里住了3个星期，愣是把一缸苹果吃光了！

看到妹妹一天到晚在家里呆着，大田里的农活根本不会，也不愿意干。母亲也很着急，拿出本就不多的钱，上县城，跑济南，终于在1977年把妹妹身份改成了“返乡知识青年”，分到离家8里地的山口供销社当上了售货员，改吃商品粮。

妹妹上班后，初，每天跑家。后来常住集体宿舍了。周六下午才回家跟母亲过周末。

1979年，我弟弟生孩子。由于妹妹长期在单位吃住，家里就母亲一人，怪没意思的。就跑到北京大东流苗圃，帮助弟弟带孩子。尽管是个女孩，在山东农村那个重男轻女习俗里上不了台面，但是她是贺家门4个二代中头一个第三代，所以母亲倾注了绝大部分心血。小丫头也给力，每天哄的奶奶忘记了烦恼和忧愁。母亲在付出辛劳后，收到了来自隔辈人给予的欢乐、幸福。1996年7、8月，每天手里攥着50元钱不放。问她攥着这钱想做什么？她嘟嘟囔囔说：婷婷快过生日了。我要给她压岁钱……

小孙女贺婷婷一直由母亲带到7岁，才回到北京父母身边上学。

1984年，5岁的婷婷和我的刚刚半岁的儿子南南